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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深秋，砖塔胡同的槐树叶开始泛黄时，张桂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柳奶奶得知消息后，将半碗中药泼在煤炉上，腾起的热气混着药味呛得人睁不开眼：“连生两个丫头片子，你这肚子是漏风了？”老人的拐杖敲在灶台边缘，惊得招弟怀里的来弟缩成一团——这个刚满十个月的女婴，还不会走路，只会攥着母亲的衣襟发出含糊的“嗯嗯”声。
“娘，桂兰身子弱......”柳建国试图解围，却被母亲瞪了回去：“弱？我当年生五个儿子时，哪个不是背着粮食下地干活？明天就去把孩子打了！”老人从供桌上扯下“送子观音”画像，“留着这赔钱货，迟早让计生办扒了咱家的房瓦！”
张桂兰攥着围裙角，指甲掐进掌心。她怀里的来弟忽然伸手抓她的头发，小嘴里含糊地喊着“娘”，眼尾的胎记在煤油灯下像片透明的小叶子。招弟站在旁边，刚满一岁三个月，摇摇晃晃地扶着炕沿，看见母亲皱眉，便用肉乎乎的小手去够桌上的玉米饼，想要递给母亲。
那夜，柳建国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张桂兰抱着来弟站在门边，看见丈夫从工具箱里摸出个铁皮盒，里面是攒了三个月的粮票。“明天我去郊区煤矿打工，”他头也不抬，“那儿管吃住，补贴多。”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消散在秋风里，“丫头就丫头，我多干几年，总能把罚款补上。”
1972年立夏，张桂兰在妇幼保健院的走廊里阵痛难忍。柳奶奶坐在长椅上嗑瓜子，瓜子壳吐了一地：“生不出儿子就别喊疼，丢死人了！”招弟刚满两岁，被邻居李姐抱着，看见母亲皱紧眉头，忽然想起父亲临走前塞在她口袋里的水果糖，忙用胖乎乎的小手掏出来，奶声奶气地喊：“娘，糖......”
产房里的啼哭响起时，柳奶奶猛地站起身，却在稳婆说出“是姑娘”的瞬间跌回长椅。张桂兰虚弱地伸出手，接住被裹在蓝布里的婴儿，触到孩子眼尾那颗淡淡的胎记——和招弟一模一样的位置，像命运埋下的印记。“叫来弟吧。”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疲惫的温柔。
为了躲避计生办追查，柳建国不得不将户籍上的来弟登记为“己故”，每月偷偷往郊区的远亲家寄粮票。张桂兰抱着婴儿躲在杂院厢房，每天用玉米糊糊喂养，看着孩子在招弟的注视下一天天长大。招弟刚学会走路，总爱扶着炕沿凑近摇篮，用肉乎乎的手指戳妹妹的小脸，发出“咯咯”的笑声。
1973年惊蛰，张桂兰的肚子再次隆起。柳奶奶摔了第七个药碗，骂声震得房梁落灰：“你是要把柳家祖宗的脸丢尽吗？”老人扬起拐杖，却在看见招弟蹒跚着扑到母亲身前时，重重叹了口气，转身从柜子里摸出半块腊肉——那是给柳建国留的补品，“炖了吧，别饿死在肚子里。”
这一次，柳建国不得不借遍了胡同里的邻居，才凑够超生罚款。他在郊区的砖厂搬砖，双手磨出层层血泡，却在寄回家的信里写：“招弟会喊‘妹妹’了，等我攒够钱，给她们买冰糖葫芦。”张桂兰摸着信纸，想起新婚时丈夫在胡同口给她买的第一支冰糖葫芦，糖衣在冬日阳光下晶莹剔透，像永远不会融化的梦。
1973年盛夏，张桂兰在河北农村的土坯房里生下异卵双胞胎。接生的赵淑芬举着两个婴儿笑出泪来：“俩丫头！大的像招弟，小的像来弟！”柳建国闻讯赶来，工装裤上还沾着砖灰，却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用粗粝的手指轻轻触碰她们的小脸：“大的叫迎弟，小的叫接弟，咱们柳家啊......”他声音哽咽，“有西个小棉袄了。”
招弟刚满三岁，牵着一岁的来弟站在土坯房门口，看着父亲怀里的两个妹妹，眼里满是好奇。她蹲下身，摘了两朵野花，插在婴儿的襁褓上：“妹妹们，花香......”来弟跟着姐姐蹲下，用胖嘟嘟的手指戳妹妹的脚丫，发出“啊啊”的惊叹，惊飞了趴在窗台上的麻雀。
深秋，柳家西口人挤在郊区的临时工棚里，煤炉上的粥锅咕嘟作响。招弟坐在小马扎上，看着母亲给双胞胎喂奶，忽然想起胡同里的老槐树。她扯了扯父亲的衣角，用奶声奶气的童音说：“爸爸，槐花开......”柳建国抱起女儿，指着工棚外的小树苗：“等春天来了，咱们种棵小槐树，给妹妹们当玩具。”
砖塔胡同的老槐树又落了一层叶，树下的石桌上刻着新的划痕——那是柳建国用钳工刀刻的，记录着西个女儿的生日。招弟趴在窗台上，看着妹妹们在襁褓里挥舞小手，忽然咯咯笑起来，眼尾的胎记在夕阳下泛着淡淡的光，像朵即将绽放的小花。
这一年冬天，柳建国在工棚的墙上挂了面小镜子，张桂兰抱着西个女儿站在镜前，看见招弟搂着来弟，迎弟和接弟在襁褓里瞪着亮晶晶的眼睛。窗外的雪落在小槐树苗上，却盖不住枝头的新芽——就像这西个女孩，在严寒中倔强地生长，终将在某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