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税收走向

历朝历代，抛开贪污腐败这种情况，税收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公职人员的工资发放，二是军事开支，三是工程建设。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其在短短十五年间进行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对后世影响深远。

首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并大力修建道路系统。其中最著名的是“首道”，，从咸阳首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长达700公里，为秦军北击匈奴提供便利。此外，还有驰道系统，以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达吴楚，贯通全国，有效整合六国旧地，强化交通和政令传递。

其次，为防御北方匈奴，秦朝动用大量劳力连接战国时期的燕、赵、秦等国旧长城，修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修建统一的防御长城，具有极强的军事意义。

再者，秦始皇还派大将蒙恬治理黄河、疏通水道，加强水利建设。其中著名的有灵渠，它连接湘江与漓江，实现长江与珠江水系的沟通，对南方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最具象征意义的工程是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坑，陵墓位于今陕西西安，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展示了秦朝高超的建筑与雕刻技艺。

而在军事上，开支同样庞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战争后的军队维持

秦统一六国后，保留了大批军队用于镇压六国旧地的反抗、维稳新征服地区。这些常备军和驻防部队的粮饷、武器、训练、调动都需要大量财政支出。

二、大规模对外战争

北击匈奴（约前215年），秦始皇命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这场战争持续多年，不仅兵力庞大，后勤补给也极为困难，军粮、战马、兵器、草料等消耗巨大。

南征百越（约前214年起），秦派屠睢等将南征岭南，征服百越，设立南海、桂林、象三郡。战事艰苦，水土不服导致损兵折将，军费支出极高。

西南夷用兵（约公元前221年起）与道路修建，为通西南夷（今西川、云南地区），秦修建栈道、派兵进入险峻山区，也是军事行动与交通建设的结合，需要大量开支。

三、武器制造与兵备

秦实行军工集中制度，大量制造铁剑、弓弩、甲胄、战车等兵器。兵马俑坑出土数千件标准化兵器，反映出国家长期的大规模军事生产，耗费金属、木材、人力甚巨。

除了以上两种开支以外，秦代官员的供养对百姓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负担。

秦代采用以粮食为主的俸禄制度，工资计量单位为“石”，一石约60公斤粮食。承袭战国时期的“二十等爵制”，丞相年俸在2000石以上，御史大夫年俸在1000石以上，郡守、县令则是在400到1000石不等，基层官吏则是在50到200石不等。

而秦朝普通农民家庭（按5口之家算），除却赋税之外，一户家庭的年收入大约在10到30石之间，人均一年大约3石左右。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当时，官吏与老百姓的收入差距有多大。由于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全国设有郡—县—乡—亭西级行政体系，庞大的官僚网络就此形成，老百姓的供养负担极重。

以上这些开支几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大部分，而且税收需要同时负担起战争、工程与官员供养三项开支，虽确保了疆域扩展与边防稳定，却也加重民众负担，成为秦朝迅速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