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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国家财政体制从地方自治向中央集权迈进的关键转折点。然而，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强力扩张的同时，也导致了豪强地主阶层的迅速膨胀和对税赋体制的严重侵蚀。尤其伴随着战争、工程、官营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商与豪强逐步侵吞民田，并借助官权或制度漏洞逃避税赋，成为汉朝财政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
汉武帝以“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同时强化中央财政职能。他设立中朝、统一铸币、官营盐铁、均输平准，令国家财政收入超过以往各代。然而，随着财政权向中央集结，对基层的监管却并未同步，尤其是地方的官吏豪强，导致财税政策在执行层面上出现失控。
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田有亩税，家有算缗”，但“富者假贫，藏产于豪家之下”，豪强大族或借故隐瞒产业，或通过家族内部转移避税，使国家“不能尽得其赋”。
据《盐铁论》引述，当时某郡守曾揭露地方豪强“某家兄弟三人，田连三百顷，而户籍仅列一名”，以此逃避赋税。而普通百姓一家之所耕，多不及十亩，且多为薄田，稍遇灾年即难以为生。（汉代，一顷100亩，一亩地192平方米）
盐铁官营制度的产生，使得一大批掌握财政实权的官员和商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官商勾结时有发生。据史载，长安一带的富商梁氏家族，通过经营盐铁贸易，获得巨利，并购下上千顷良田，其仆佣达三百人，地方官员反而需其资助赈灾。相较之下，普通农户终岁辛劳，仅能糊口者众。更有甚者，国家赋役日重，普通百姓难以为继，许多小农因破产而“鬻子为奴，妻女为婢”，而富人却“兼并其地，令百姓为之佣作”，形成了对社会财富的高度垄断。
土地兼并首接削弱国家税基。原本千百户纳税人，兼并之后只剩一户；而由于豪强势大，官府不敢征其应尽之赋，导致“地愈多而税愈寡”。在《汉书·王温舒传》中提到：“今之大族，连田数百顷，而一夫一妇为之籍”，即数百顷土地只登一户名册，国库所失可见一斑。这也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国家为弥补财政缺口，不得不加重小民负担。农民破产加剧，流民、偷盗者增多。农业生产衰退，赋役征收愈发困难，形成财政恶性循环。
汉武帝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推行“告缗令”，以举报富户隐匿财产为由，给予告发者半数财产奖励。然而，该制度被豪强轻易规避，并反过来被用作政治斗争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假举报、仇杀、诬告等恶性事件。洛阳豪族冯某，因与同族争产，被家奴诬以藏金数千，虽后洗冤，其家产己被抄没殆尽。此类故事不胜枚举。最终，告缗制度虽一度增加短期财政收入，却破坏了基层社会结构，削弱了民间信任，使社会更为不安。
汉武帝时期的税制看似强大，实则有漏可钻。豪强兼并土地与税基流失，导致国家只能将税收摊派在百姓身上，不仅削弱了国家财政，也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在古代社会中，土地是税收之本；一旦土地为富人所控，税制即失基础，财政便成虚架。而土地兼并、权贵逃税，不仅削弱国力，更侵蚀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