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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寒风卷过红星国营养鸡场广阔的场地，带来的不仅是家禽和潮湿泥土的腥臊味，还有一股与笼罩着京城的政治寒流相呼应的不安气息。李玉兰裹着一件厚实的、打着补丁的棉大衣——这是何修远最近通过一个稳妥的渠道悄悄送来的——掖了掖头巾的结，口中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弥漫。
养鸡场过去这几周的生活，与先前红星公社那种相对而言——尽管也紧张——的可预测性截然不同。这里的工作是定额的，繁重的，并且由一个日益复杂的领导层监管着。起初，李玉兰一头扎进劳动里，庆幸能有章可循，也庆幸远离了村里干部们探究的目光。母鸡们富有节奏的咯咯声，以及捡鸡蛋、清扫鸡舍、搅拌饲料这些简单的活计，曾带给她一种奇特的慰藉。
但是，“运动”如同一个无孔不入的幽灵，它的触角甚至伸进了这个看似与政治绝缘的养鸡世界。近来，“学习班”愈发频繁，冗长的社论和指示宣读常常打断日常工作。养鸡场的布告栏，曾经张贴着生产指标和禽病防治技巧，如今却贴满了标语和画风粗劣的漫画。
今天，气氛尤其紧张。孙大爷，那位总是佝偻着腰、曾手把手教李玉兰辨认高产蛋鸡的友善老技术员，己经两天没来上班了。流言蜚语像撒在地上的鸡饲料一般西散传播——有人“揭发”了他，说他私下抱怨学习班时间太长，耽误了正常的鸡群管理。
早上捡鸡蛋的时候，李玉兰和一个名叫王春花的女人一起干活。王春花言语泼辣，观察敏锐，起初对李玉兰敬而远之，最近却也开始搭讪几句。
“孙大爷那边，有信儿吗？”王春花低声问道，眼睛并没看李玉兰，她们正小心翼翼地把鸡蛋码进宽浅的篮子里。
李玉兰摇摇头，专心干着手里的活。“就听说他没来。希望他没事吧。”鸡舍里弥漫着浓重的氨水味和灰尘味，这本是熟悉的、几乎令人安心的气味，此刻却仿佛被一层辛辣的东西覆盖了。
“没事？”王春花短促地、毫无笑意地哼了一声。“这种时候，谁又能真正‘没事’？听说他侄子有什么‘不清不楚’的海外关系。就这么点事，一句风言风语，一个暗示，就够了。”她顿了顿，又补充道：“有些人啊，就爱踩着别人往上爬。”
李玉兰感到胃里一阵抽紧。孙大爷待人一向和善。她想起何修远的信，那些通过一位可靠的中间人——一个偶尔给养鸡场运送物资的卡车司机——辗转送达的信。他的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务实的建议和无声的安慰，嘱咐她要低调，多观察，避免不必要的纠葛。“专心干活，要勤快，但必要的时候，也要学会做个影子。” 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墨迹因旅途颠簸而有些模糊。
食堂的午饭时间一片嘈杂，锡碗和筷子的碰撞声与压低了的、焦虑的交谈声形成了鲜明对比。李玉兰慢慢地吃着窝头和寡淡的菜汤，观察着周围人的神色。她注意到养鸡场的副场长，一个名叫马国强的男人，正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子旁高谈阔论，他的声音有些过大，手势也过于夸张，对着一群年轻工人说话，那些年轻人的脸上混合着专注和不安。马国强在学习班上以慷慨激昂的发言而闻名。
那天下午，李玉兰正仔细清理一排饮水槽，马国强背着手走了过来。
“是李玉兰同志吧？”他问道，语气听似和蔼。
李玉兰首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是的，马场长。”
“听说你干活很勤快。是从红星公社调过来的，没错吧？”
“是的，场长。”她目光平视，但保持着恭敬。
“好，好。勤劳是一种革命美德。”他顿了顿，眼睛微微眯起。“你的家庭成分……己经在人事科妥善登记了吧，我希望？”
这个问题，虽然看似平常，却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了下来。“是的，马场长。我的材料都齐全的。”她想起了父亲的“地主”帽子，那个如同影子般跟随着她的烙印。何修远曾帮她仔细准备过材料，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如实、平淡地呈现。
“那就好，”马国强说道，但他的笑容并未抵达眼底。“我们都必须提高警惕，李同志。警惕旧思想，旧影响。这个养鸡场，即便只是为人民养鸡，也是一个革命的哨所。”他简慢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开了，留下李玉兰满心不安。
这次接触虽然短暂，但其含义却很清楚。她正在被人观察，被人评估。她和何修远之间的联系，虽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却感觉像是暴风雨中一根脆弱的细线。
那天晚上，回到狭小拥挤的宿舍，李玉兰借着煤油灯昏暗的光线，重读何修远最近的一封来信。他写了北京天气转凉，写了他如何费劲修好了西合院公共厨房一个漏水的下水道，这些细小的、日常的琐事勾勒出他生活的画面，也让她感到踏实。但信中也夹杂着一些措辞谨慎的句子：“叫得最响的鸡，往往最容易招来黄鼠狼。不如做那只闷声下好蛋的。” 还有，“如果饲料换了，先观察别的鸡怎么反应，再自己去啄。”
她把信折好，那是一根救命稻草。他是对的。她不仅要勤快，必要的时候还要学会隐形，时刻保持观察。养鸡场，这个曾经的避风港，如今也成了一片布满微妙危险的土地。屋外寒风呼啸，发出凄厉的声响，李玉兰知道她平静的生活即将面临考验。她想起上个月何修远设法送来的那个沉甸甸的小包裹——几罐麦乳精和一块药皂，这些东西在养鸡场的商店里是根本买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