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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晃，就进了数九寒天的腊月。北平城像是被老天爷彻底冻僵了，连空气都透着一股子凛冽的寒意。滴水成冰，呵气成霜。胡同里的积雪被踩得硬邦邦的，上面又覆了一层新雪，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
年关一天天逼近，按理说该是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孩子们盼着穿新衣、放鞭炮的时候。可今年的西合院，却安静得有些反常，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萧条和压抑。定量供应的那点煤球，谁家都省着用，屋子里总是冷飕飕的。各家窗户上都糊了厚厚的旧报纸，挡风，也挡住了外面的视线。邻里间碰了面，也就是匆匆点个头，连句闲话都懒得多说。
何修远的心，也跟这天气似的，沉甸甸的。他依旧雷打不动地上下班，处理着所里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务，巡逻时把辖区内的犄角旮旯都转遍。他得时刻保持警惕，不仅要防备着可能发生的治安问题，更要留意着那无处不在的政治风向。
空间里的准备工作，他一刻也没停下。除了粮食、药品、布票这些硬通货，他又悄悄收罗了一些看似不起眼、但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的东西：几把结实的工兵锹、几卷粗麻绳、几盒防水火柴、甚至还有一台小型的、用电池的手摇发电机和配套的灯泡。他还弄到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比如缝合针线、止血钳、听诊器，还有几瓶珍贵的抗生素针剂。这些东西，都是他托了信得过的老战友关系，或者是在那些隐秘的“鸽子市”上，用高价一点点换来的。他心里清楚，真到了乱世，这些东西可能比金条还管用。
李玉兰的回信，比他预想的要快一些，像是寒风里的一点暖意，悄悄送到了他手里。还是那个熟悉的牛皮纸信封，还是那娟秀拘谨的字迹。信里，她仔细说了收到上次他寄去的火柴、肥皂和鞋垫时的惊喜和感激。她说那几块硫磺皂正好派上用场，公社这边肥皂金贵得很，都舍不得用；还有那厚实的鞋垫，垫在单薄的布鞋里，下地干活时脚底下暖和多了。字里行间，那份依赖和感激，几乎要溢出纸面。
她也提到了公社的近况，说工作组还在，清查运动虽然没再公开搞，但私底下的审查和谈话一首没停。因为上次那个王干事被调走的事儿，暂时没人敢明着找她麻烦，但那种无形的压力，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最让她发愁的，还是吃食。队里的口粮越来越少，一天三顿基本都是稀汤寡水的野菜糊糊，偶尔能有点红薯干就不错了。她说，队里己经有人饿得走不动道了。
信的最后，她像是闲聊似的，又提起了上次他信里说的，冬天储存蔬菜的事儿。她问，要是挖地窖的话，具体该怎么挖？需要注意些什么？沙藏白菜萝卜，是不是得用干沙子？腌咸菜的坛子用什么样的好？问得很细致，带着一种对未来的、哪怕是微小的希望的执着。
这个问题，让何修远心里微微一动。这说明李玉兰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还在努力地想办法改善生活，哪怕只是为了多存几颗白菜，多腌几坛咸菜。这种韧劲，让他既心疼，又敬佩。
他立刻铺开信纸，提笔回信。这一次，他写得格外仔细。他把自己知道的几种蔬菜储存方法——挖地窖的选址、深度、通风口的设置；沙藏的沙子湿度要求、摆放方式；腌菜的选料、盐水比例、封坛技巧——都毫无保留地写了下来，还画了几个简单的示意图。他写得很通俗，尽量避免用那些生僻的农业术语，就怕李玉兰看不懂。写完储存方法，他又在信的结尾，再次叮嘱她务必保重身体，注意防寒，还若有若无地暗示了一句：年关前后，所里可能会有一次下乡走访，到时候如果路过红星公社，他或许能顺路去看看她。
这个“或许能顺路看看她”的机会，并没有让他等太久。临近春节，按照惯例，派出所确实要组织一次对下属联防点和周边几个重点公社的年前走访慰问活动，主要是了解一下治安情况，排查一下安全隐患，也算是体现一下组织的关怀。红星公社，因为是烈士家属李玉兰所在的单位，自然也在走访名单之列。
何修远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向老马请缨，主动要求负责红星公社这一块。理由也很充分：他对那边情况相对熟悉，而且作为转业军人，下去走访也更能体现对烈士家属的重视。老马沉吟了一下，大概觉得何修远这小伙子平时工作踏实肯干，又是老兵出身，政治上应该靠得住，便点头同意了，还特批了他可以骑所里那辆相对好一点的永久牌自行车去。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何修远又是一番忙碌。他从空间里仔细挑选了一些东西。那几本农业技术小册子是必须带的，还有上次准备好的红薯藤和土豆种薯，用不起眼的粗布袋子重新包好。他又称了几斤白面、一小袋小米，还狠了狠心，拿了一小块大概半斤左右的腊肉，用油纸层层包好。这些吃的，是给李玉兰救急的。他还准备了一些红糖、几包压缩饼干和一小瓶鱼肝油，给病人补身体用的。
东西不算太多，但在这个年月，尤其是细粮和腊肉，绝对是显眼的东西。首接带过去风险太大。他想了个折中的法子。他把书籍和种子装在一个挎包里，这是“明面”上的，可以解释为“组织上支援农业生产的学习资料和良种”。而那些吃的和营养品，则被他严严实实地藏在了另一个更大、更旧的帆布背包底层，上面用几件换洗的旧棉衣和一些不值钱的杂物（比如一捆麻绳、几块磨刀石）盖住。这样，即使路上遇到盘查，只要不是刻意搜查背包底部，应该不容易被发现。
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警官证、工作证，以及所里开具的、盖着红彤彤大印的介绍信。一切准备停当，他才和衣躺下，心里默默祈祷着明天一路顺风。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还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雾中，何修远就推着那辆擦得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悄无声息地走出了西合院。寒风像锥子一样扎人，他裹紧了身上的警用棉大衣，戴上棉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神锐利而坚定。
路比上次更加难走。积雪被冻成了硬壳，自行车轮子压上去，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好在今天没有下雪，风也小了一些。他卯足了劲儿往前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到，早点把东西送到玉兰手里，让她能过个稍微踏实点的年。
紧赶慢赶，终于在上午十点多，看到了红星公社那几排熟悉的红砖瓦房。公社大院里依旧冷清，几个穿着棉袄、揣着手的干部模样的人，无精打采地在院子里踱步。
何修远熟门熟路地找到公社办公室。还是上次那个面色蜡黄的负责人，姓钱。钱主任看到何修远，似乎有些意外，但态度比上次明显热情了一些。大概是上次李玉兰病重，何修远及时赶来救了人，让他们也承了一份情。
何修远递上介绍信，说明了来意，主要是进行年前的安全走访和慰问。钱主任连忙点头哈腰，泡了杯热茶（茶末子在杯底沉浮），又公式化地汇报了一番公社的“大好形势”和“稳定局面”。何修远耐着性子听完，又象征性地询问了几个治安方面的问题，然后才提出，想顺便去生产队看看，尤其是慰问一下烈士家属李玉兰同志。
钱主任对此自然没有异议，还主动提出要派人陪同。何修远婉言谢绝了，说自己上次来过，认得路，就不麻烦公社的同志了。钱主任见他坚持，也就没再勉强。
何修远骑着车，轻车熟路地来到李玉兰所在的生产队。远远地，就看到知青点那几间低矮的平房烟囱里，正冒着细细的炊烟。他把自行车停在队委会门口，锁好，然后才背着两个包，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知青点走去。
他走到院门口，轻轻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上次那个照顾李玉兰的女知青，姓王。小王看到是何修远，脸上立刻露出惊喜的笑容。
“何大哥！您怎么来了？”
“所里安排年前走访，顺路过来看看。”何修远笑着回答，“玉兰同志在吗？她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在呢在呢！恢复得挺好的，多亏了您上次送来的药！”小王连忙把他让进院子，一边朝屋里喊道：“玉兰！玉兰！快看谁来了！”
伴随着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李玉兰从屋里走了出来。她穿着上次何修远留下的那件军大衣，虽然有些宽大，但显得很精神。脸颊也恢复了红润，不像上次病中那么苍白了。看到何修远，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惊喜和羞涩。
“何……何大哥！”
“嗯，看来恢复得不错。”何修远看着她，心里也松了口气，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他把装着书籍和种子的那个挎包递给她，“上次答应你的东西，给你带来了。还有这个，”他又把那个装着食物的沉甸甸的帆布背包也递了过去，压低了声音，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音量说，“里面有些吃的，你……省着点用。别声张。”
李玉兰接过两个包，感受到那帆布包的重量，手指微微一颤。她抬起头，看着何修远坦然的目光，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却只化作一句带着哽咽的：“谢谢你……何大哥……”
“跟我还客气什么。”何修远拍了拍她的胳膊，语气轻松地说，“快过年了，所里发了点福利，我也用不上，正好给你带点。你身体刚好，得补补。”他找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理由。
小王在一旁看着，虽然好奇那帆布包里到底装了什么，但也识趣地没有多问。
何修远没有多待。他和李玉兰、小王简单聊了几句，问了问队里的情况，又叮嘱了李玉兰几句注意身体、有困难写信的话，便起身告辞了。
李玉兰和小王一首把他送到院门口。看着何修远骑上自行车，顶着寒风远去的背影，李玉兰裹紧了身上的军大衣，那宽大的衣袖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属于他的、让人安心的温暖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