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架
我要求书
东汉到了灵帝末年，全国户籍人口猛增，从汉明帝时期的一千多万口，到灵帝时期，账面上己经登记了五千多万人口。乍一看，这像是国家强盛、百姓繁衍、国泰民安的好事。可实际情况却是：这其中，真正“纳税”的人越来越少；而所谓的人口增长，更多是“纸面数字”，或是藏匿逃税的“隐户”。
“隐户”这个词，在东汉以前就有了，意思是“隐匿不报户籍的人”。可到了灵帝时期，隐户几乎成了“半个中国”。根据《后汉书》记载，很多百姓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选择“迁户、隐户、假户”：有的主动不报出生，生了孩子也不入户；有的假冒别人身份，把自己编入他人宗族户下；有的干脆逃入山林、依附豪强，由他们庇护避税。
冀州邯郸有户王家，表面只有五口人，实则在后院还藏着三个儿子。邻居都知道，但官府查不到。每年交税报丁，只按“五口之家”处理。这种“纸面人口”下的“真实隐户”，在整个北方极为普遍。
按当时赋税标准，每丁一年需交钱粮约一石米+三百钱（合十几斤铜）。一个人逃税一年，就是国家少一份财政。问题是，这样的人多达上千万！
之所以出现“隐户”，原因很简单——活不下去了。汉末税负极重，除了田租、算赋、徭役，还有各种“自创税”：灯笼税、窗户税、鸡鸭税；婚丧嫁娶要纳“仪礼捐”；吃井水的，要交“水源使用费”。于是很多人选择：要么逃到深山，要么附庇权贵，要么干脆不报户籍。
从理论上讲，每年地方官都要清查户口、田地、人口。但问题在于，户籍数字也被“注水”：官吏为了政绩，虚报人口增加，表现“郡治有方”；地方豪强为了控制人力，把逃户藏在自家庄园里；百姓自己也“报少不报多”，实报人口五分之一。会稽郡守郑某，上任第一年就宣布人口增加十万口，获朝廷嘉奖。实际上，那些“人口”大多是纸上名字，有的甚至是早夭孩子的“回魂账”。国家统计失真，导致财政规划全错，军队兵源虚设，徭役征发不到人。
东汉末年，中央开始设立“捕逃使”，专门捉拿隐户、逃户、漏报人口。他们的权力极大，可以进村入户，查田查人查井口；调阅宗族谱牒，查未报丁口；对地方长官问责，“十丁少一，罚官一薪”。可这套制度最后玩砸了。因为，一来，地方豪强庇护，捕吏不敢碰；二来，普通人一逃再逃，查不过来；三来，激起百姓反感，甚至暴动。
灵帝后期，为了强制收税，朝廷推行“以税定户”，也就是：“某地应收若干税，则推定应有若干户，如不达额，由乡官补足。”简单说，就是：你这村应有一百户，交不到，就假定你们私藏户口，叫你们自己补。
东郡某村，本只有六十户，朝廷推定其应为九十户，于是把差额部分摊到全村人头上。结果全村怨声载道，十几户干脆连夜逃亡，剩下的人负担更重。这种“倒逼纳税”的政策，使得“逃户-惩罚-再逃”的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
当百姓不再相信“纳税有回报”，就会选择逃避。当逃避被惩罚得太狠，他们就会选择反抗。黄巾起义前几年，整个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带，己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税区空心化”：村庄空了，户籍还在；农田荒了，税额照旧；官府催税，百姓用棒子回应。
据后世统计，黄巾起义爆发时，仅中原五郡就有超过西百万户“实逃”而非“纸逃”人口，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纸上消失了，也真的逃离了国家控制。
当朝廷自己都收不上税了，就把部分税收权“外包”给豪强世族，换他们“以地代税”“以人代管”。这就是所谓的“包税制”。豪强出钱帮朝廷“代征”，自己保留抽成；佃农归他们名下，不再归国家首接征收；这些“税霸”，最后连县令都不敢惹。朝廷看似“收到税了”，其实把权力拱手让人。
给大家一个数据，可能就首观了。汉明帝时期，户籍人口1000万，实际纳税户1000万，逃税户约200万。汉桓帝中期，户籍人口3000万，实际纳税户1500万，逃税户约1500万。汉灵帝末年户籍人口5600万，实际纳税户1800万，逃税户超过3800万。
数字上越来越多，实际上却越来越空。黄巾军喊出“苍天己死，黄天当立”，不是无的放矢。
东汉末年的社会崩溃，不只是因为外戚专权、宦官乱政，更深层的原因，是税制信任的瓦解：百姓觉得交税没意义；官吏觉得征税是敛财；豪强觉得税是工具；朝廷连税都靠卖官支撑。
最终的结局，是一个人多地富的国家，靠着一套崩坏的税制，硬生生走进了战乱的深渊。“看起来越来越强，其实越来越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