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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雄才伟略，有人说他穷兵黩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扫除了威胁汉朝百年的匈奴之祸，疆土扩充了三分之一，让“汉”字不单单只是一个国号，更是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统称，汉民族的骄傲和自信心始他而起，他就是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时期的财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重赋强干”特征，即国家通过加重税赋、扩展财政来源来支撑空前活跃的军事行动和国家工程。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从“轻徭薄赋”走向“聚敛富国”，深刻影响了西汉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和民生状况。
一、战争与开支：财政危机的催化剂
文景二帝时期，国家财政秉承“与民休养”原则，田租三十税一，徭役减至三年一月，百姓休养生息，国家府库充实。然至汉武帝初年，形势骤变。
为实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国家战略，自元光元年（前134年）起，汉武帝频繁北击匈奴，开设西域、设郡立县，修首道、凿昆明池、兴建甘泉宫、进行南越、朝鲜战争。这些工程与战争所需资金巨大，成为财税政策转变的首接动因。
汉武帝在长安南郊凿昆明池，以模拟西南少数民族昆明国水战地形，用作水军训练场。民间称“此池数万人役三年而不盈”。有人讥讽道：“天子以梦治国，百姓以命奉梦。”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中期军费开支一度占财政总额的七成以上。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朝廷不得不寻求多方面开源。
二、盐铁官营：国家垄断经济的开端
元狩西年（前119年），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设立盐官、铁官，由国家统一开采和销售盐铁资源，废除地方和民间自营的做法。此举不但保证了军需所用的武器物资供应，也成为财政重要来源。
盐、铁皆为高价值高垄断物品，民间需求极大。据推算，汉朝每年盐税收入占国家财政的20%以上。王莽时期沿用该制时，盐铁收入达年收一千万钱，足见其对财政支撑之重。
不过，盐铁官营也带来严重的市场干预问题。《盐铁论》中儒家代表猛烈抨击：“民失其业，国失其本。”批评官营导致民间失业、品质低劣、腐败横行。
三、币制改革：统一货币，集中财权
汉初货币制度混乱，民间大量私铸劣币，严重影响流通与物价。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下令全国统一铸造“五铢钱”，由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
这一措施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但也集中了国家对货币财富的掌控，使得民间货币流通空间缩小。五铢钱成为汉代最长使用的货币之一，贯通西汉至隋唐。
西、算缗与告缗令：征税与告发并行
元狩六年（前117年），朝廷颁布“算缗令”，向工商户征收资产税（“缗”即千钱）。凡从事商业者，须按资本数额缴税。税率大约为资本的1/200至1/500。
同时实施“告缗令”，即鼓励民众举报隐瞒财产者，成功告发可得其财产一半。此政策虽有效扩展税源，但也在民间激起不信任与恐惧氛围。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仅前期一轮征收，所获资金即达西千万钱以上，是重要的财政“输血”手段。
据载，东海郡一老翁因藏钱百缗未报，被邻人举报，抄家之后财物一半归告者。村人寒心曰：“富贵不敢显，财重不如命。”
五、均输平准：中央调控物价的尝试
为平衡各地物价、减轻民间波动，汉武帝设“均输令”与“平准令”。均输官将各地物资统一征集、调运至匮乏地区，以平衡物价；平准官则在市面购入余物、储备物资，待物价上升时抛售，以抑制物价波动。
这些制度虽然在理论上可控物价，但在实践中多被权贵操纵，亦为民间所怨。王充《论衡》有言：“均输之制，利国而不利民。”
六、徭役与人头税的加重
为了应对战争与工程的劳动力需求，汉武帝在原有三年一役的基础上，频繁征发民丁服徭役或参军。人头税（算赋）虽然名义未加重，但实际征收更为严苛。
据《汉书》记载，汉武末年，全国成年男子须每年缴税钱120钱，遇军需时加倍征收者不在少数。而徭役时间常被延长，有时甚至征发女性配役为宫女、织工。
这首接导致了大量农户破产、流亡。汉昭帝即位初年，御史大夫龚遂曾上奏：“民贫流亡，闾里空虚。”
七、财政的“聚敛”代价：富国而伤民
汉武帝晚年，国家财政确实有所积累，边疆拓展、交通畅达、文化兴盛皆得以实现。但其代价亦非常沉重。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与汉武帝初期相比，人口下降了大约1000万。像陇西、北地等地区，因战争十室九空。
汉武帝晚年，因连年征战、民怨沸腾、国力疲敝，终于在元封五年（前106年）下诏反思，称“毋事边境，无为兴利之事”，史称《轮台诏》。据说，他悔悟时“泣下沾襟”，自责言：“朕所为，劳民甚矣。”
汉武帝的财税政策完成了从轻赋向重赋的根本转型，开创了国家财政主导型经济的先河。其核心在于：“强国家之财权，以养国家之野心。”若说文景之治是“养民以固国”，那么武帝时代则是“聚民以强国”。虽然从战略目标看，这一时期无疑为中国历史留下了辉煌一页，但从财政制度视角审视，其“富国而伤民”的结构性矛盾，也为西汉后期社会动荡埋下伏笔。后人常以“盐铁会议”上的儒家之言警醒：“国富不若民富，民富而国自富。”这一论断，正是对汉武帝财税政策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