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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团队的三人如约出现在“声她”的小办公室时，苏晴正在和谢闻洲改一篇约稿。
对方三人中有一男两女，最年轻的那个女孩叫何渔，是团队发起人之一。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T恤，背着摄像包，干净利落，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子不怕事儿的倔劲儿。
“我们之前拍的是底层女性失声群体。”何渔简单自我介绍，“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家媒体平台敢公开播出我们的样片。”
“我们不是不懂风险，”她补了一句，“但还是想试一次，看有没有真正能共担后果的合作方。”
她将一块U盘插入投影仪，开始播放素材。
画面中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工厂女工，讲述自己如何在车间里被同事长期性骚扰，而举报后反被调岗。语速不快，表情克制，但她最后那句“我就想告诉我女儿，什么是不能忍的”，让屋里几人都沉默了。
黎倩看完，第一句话是：“太真了。太狠了。”
苏晴没有立刻说合作，而是问：“你们准备把这部纪录片投向哪里？”
“不是平台，”何渔答，“是影展。国内的拍不了，就送国外的。我们己经接到一个小型女性独立影像节的预选邀请。”
林姝皱眉：“那你们找我们合作，是想让我们……提供资源还是？”
“内容与渠道。”何渔说，“我们需要‘声她’这边协助寻找当下自媒体环境下女性创作者的受限案例，同时作为片尾联合出品方之一，提高可信度。”
这不是无脑推广合作，是真的想用平台力量去撑一个边缘内容。
苏晴沉吟片刻，说：“我们可以提供案例线索，但要核实素材真实性、采访同意书、画面使用权，你们得全程留档。我们也会签署免责协议。”
她顿了顿，补一句：“我们不是慈善家，我们是内容生产者，所有合作都有底线。”
“可以。”何渔点点头，“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部片一旦出去，‘声她’也就被更多人盯上了。”
“我们己经被盯上了。”谢闻洲淡淡说。
合作谈妥，但那天下午，苏瑶却在学校闹了一次情绪。
老师发来语音，说苏瑶最近几天情绪波动大，有一次当着同学发脾气，甚至拒绝参与班级项目。
苏晴赶到学校时，苏瑶正一个人坐在图书馆后面的小角落，抱着膝盖看书，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不想回家？”苏晴蹲下来问。
“没有。”苏瑶说，“我只是……不想去那个家里。”
苏晴明白她指的不是房子，而是那个越来越像办公室的住所——每天进门就听到键盘声、视频剪辑声、大人们的争论和电话会议。
“你不是说要好好活一次吗？”苏瑶抬起眼，声音很轻，“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也要好好活一次？”
苏晴一时语塞。
晚些时候，她带苏瑶去吃了她最喜欢的那家港式茶餐厅，两人没谈任何“平台”的事，只是讲笑话、讲八卦、讲隔壁班的调皮鬼。
苏瑶终于露出点笑容时，苏晴却忽然有种强烈的不安感——她意识到自己在为所有人争取发声权时，却可能忽略了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被倾听感”。
回到家后，她把自己关进书房，独自看着那段纪录片素材反复播放。
镜头外的真相，比镜头里的更残酷。
第二天一早，苏晴做了两个决定。
一个是暂停《她时代》的商业公关合作板块，全力转为“声她”内容联盟筹资；另一个，是将苏瑶的学习与生活重心暂时调整——请家里的阿姨全天接送、安排心理咨询预约时间，并抽时间陪她做一场“声音小练习”，让她自己做一期播客节目，说自己想说的话。
她想明白了，所谓“为自己好好活一次”，不只是挣脱谁的压制、证明什么能耐，而是在最混乱的时刻，依然守得住自己最柔软的、不能退让的边界。
但生活哪有真的喘息期。
就在“声她”上线两周之际，一篇爆款文章被举报下架，理由是“言论煽动”。
而举报人，正是王志明名下投资平台所挂名的“净网观察员”团队。
这次不再是阴招，而是明枪。
苏晴接到通知电话的那一刻，没有惊慌，也没有骂人，只是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便签纸，上面是一句几天前她写的内容策划提醒：
“你不说话，也许没人怪你。但你说了话，就要准备被反击。”
她默默地把那张纸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然后，她转头对谢闻洲说：“那篇文章，重写一版。”
“换什么方向？”
“更真实。”她顿了顿，“也更难听。”
